都说毛泽东擅于用兵，可他究竟比蒋介石高明在什么地方

解放战争时的毛泽东

定陶战役战役结束后，刘邓召集各纵队负责人开会。一进门，刘邓便像往常一样迎上前来和众人握手，不同的是，这次两人都特别高兴，一边握手一边说打得好。

刘邓开会，主要就是进行总结，哪些打得好，哪些打得不好。虽然定陶战役是个胜仗，但刘伯承仍指出了此战在战术上存在的一些缺点，比如各部队的协同动作搞得不好，集中兵力攻敌一点也运用得不够成熟。他特别强调，后者在运动战中最易收效，需要切实加以掌握。

国民党阵营不是总结战术得失，是勒令下课。蒋介石懊丧之余，将郑州绥署主任刘峙、参谋长赵子立全部予以撤职。

其实世上本无常胜将军。解放战争初期，中原的刘伯承，华东的粟裕，东北的林彪，尽管都以谋算见长，但他们在指挥作战时也并不是全无失着，有的还打过败仗。毛泽东的睿智之处就在于，他不是简单地针对败仗给以处分，而是要求部下们进行总结，以利提高，同时继续给以信任和鼓励。

蒋介石不是说不懂军事，可他真的是不会用人。刘峙早在民国时就以能战著称，结果就因抗战开始时打了一次败仗，一直到抗战快结束时才得重新启用，其后又反反复复，打不好撤下，想起来再用。赵子立亦是一员非常能干的幕僚，他曾是薛岳的参谋长，抗战中第三次长沙会战的作战计划即出于其手笔。

（电视剧《解放》

如果让这些人继续留在位置上，他们起码还能从失败中得到教训，而战争中所得到的教训，则是一切军校课堂都无法给予的。像这样一打败仗或一遇挫折，就对主将幕僚进行搁置或处分，实际上也是一种巨大的人才浪费。国民党阵营本来战将如云，但到解放战争后期，居然已面临无人可用的窘境，不能不说都与蒋介石错误的用人方略有关。

接替刘峙的是顾祝同，顾祝同并不见得比刘峙更能干，只不过是拿来换换手气而已。不过鉴于前任的倒霉经历，他和徐州绥署主任薛岳都不得不对晋冀鲁豫野战军予以重视，进攻部署也调整为：以徐州绥署的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（整十一师）打头阵，向定陶、荷泽进攻，其余部队与郑州绥署部队一道在后面跟上。

在两路敌军中，以第五军、整十一师为最强。它们都属于国民党“五大主力”，不但拥有较为辉煌的战史，而且现有装备为全美械，火力强劲。按照原计划，这两支王牌军本来要投入山东战场，用于对付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，因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陇海、定陶连打两仗，才被牵了过来。

1946年9月中旬，第五军、整十一师连陷定陶、荷泽、东明等城，接着又沿荷济公路（荷泽至济宁）及洙水河南岸向巨鹿进犯，意图占据济宁。在冀鲁豫解放区内，两部几乎是横冲直撞，颇有挡我者死，逆我者亡的气势。

为避敌锋芒，刘邓一直在率部往东撤退，但老是撤也不是办法。当第五军、整十一师成分进态势，其它敌军又距两部甚远时，他们决定在巨鹿西南地区歼敌一部，给对方一个下马威，也使之不敢再大步推进。

第五军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机械化部队

刘伯承的具体部署，是以二纵在龙固集一线阻击第五军，集中三纵、六纵、七纵围歼进入张凤集的整十一师。这就是巨鹿战役，因为整个战役分成了龙固集和张凤集两个战场，后来人们也形象地称之为“龙”“凤”之战。

这时晋冀鲁豫野战军已补充了1万余名兵员，其中翻身农民7千余，解放战士4千余——解放战士即俘虏的国民党士兵，过去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一般都是将俘虏兵予以释放。抗战期间通过对各种绿林和杂牌武装的收编，中共积累了大量“改造”的经验，到解放战争时期，就不是简单的释放，而是予以积极“改造”，将其化为自身的一个主要兵源。自此，解放战士便成为除缴获武器外，各解放区和野战军“以战养战”的另一重要途径。

不过这些新兵都还未来得及进行充分训练，其战斗力尚有待提高，对于各部队而言，真正有利之处是因定陶战役取胜而得到了休整，士气也较为旺盛。

就当时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实力而言，要集中兵力消灭一个整编师尤其是非嫡系的整编师，是可以做到的，但要消灭一支王牌军就比较难了，何况还是和两支王牌军同时交手。从实际出发，刘邓的目标也不再能够像定陶战役那样，一仗就歼敌一万千，而只能是歼其一部，用刘伯承的话来说，“主要是摸摸老虎屁股”，弄清对方的底细。

即便这样，仗也不好打。“龙”“凤”之战，刘伯承更关心的是“龙战”。因为这是标准的阵地防御战，二纵打惯了游击战、运动战，但对这种正规战还比较生疏，同时他们的武器装备也并不是很适合于战地防御。